罗兰·巴尔特文集（巴黎空中美景埃菲尔铁塔 | 罗兰·巴特)

埃菲尔铁塔

文：罗兰·巴特

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用午餐，虽然他并不很喜欢那里的菜肴。他常说：“这是巴黎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见铁塔的地方”。真的，在巴黎，你要想看不见埃菲尔铁塔，就得时时处处当心。不管什么季节，不管云雾弥漫、阴天、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哪一幢建筑物、教堂或树木的枝叶把你和它隔开，铁塔总在那儿。它已被溶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你不再能赋予它任何特殊属性，它只是被决定了像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一样地存在着，刻板呆滞地像一种自然现象，其意义虽可不断加以置疑，而其存在却是不容争辩的。在一天的任何时刻，巴黎人的目光都不会不触及它。当我写着关于它的这几行字时，铁塔正在那儿，在我眼前，它被框在我的窗子里。而当无月的夜色模糊了它的形影，差不多要使它看不到了，使它不再显现了时，两束微弱的灯光点亮，在塔顶上轻柔地闪烁着。于是漫漫长夜中它将仍在那里，从巴黎上空把我和我的每一个友人连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也在望着它。我们每个人都含有它的不同角度的形象，而它是那个不变的中心。埃菲尔铁塔是友善的。

铁塔其实也出现于整个世界。首先，作为巴黎的一个普遍象征，它出现在世界各处，只要人们想用形象来表示巴黎时。从美国中西部到澳大利亚，任何到法国来的旅行计划都会提到铁塔的名字，任何有关法国的课本、招贴画或电影都必定把它看作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度的主要象征：它属于世界性的旅行语言。此外，它除了表示狭义的巴黎，也触及最一般的人类形象语言。它的简单质朴的外形赋予它一种含义无穷的密码的使命，结果随着我们的想像的推移，它依次成为如下事物的象征：巴黎、现代、通讯、科学或十九世纪、火箭、树干、起重机、阴茎、避雷针或萤火虫，随着我们梦想的遨游，它必然总是一个记号。正如每个巴黎人的目光都不得不与其交遇一样，任何幻想都必然或迟或早地确认其形式和受其滋养。捡起一支铅笔，让你的手，换言之你的思想，随着活动，结果往往会是铁塔的形象出现在纸上，那简单线条的唯一神话式功能，是把底与顶或把地与天连结起来，正像诗人们所说的那样。

这个纯粹的（实际上是空的）记号，是不可避免要存在的，因为它意味着任何事物。为了否定埃菲尔铁塔（虽然这样做的企图很少有，因为这个象征物对我们并无任何冒犯），你必须像莫泊桑一样爬上铁塔并使自己和它融为一体。人是唯一不知道他自己目光的人，铁塔也像人一样是以它为中心的整个视觉系统中的唯一盲点，巴黎则是这个系统中心的周围地带。但是在这个似乎限止了它的运动中，铁塔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当我们看它时，它是一件物体；而当我们到铁塔游览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景色，而且现在它构造了那个刚才还在望着它的巴黎，此时巴黎成为在它脚下既伸展又在收拢的对象。铁塔是一件会看的物体，也是一束被看的目光。铁塔是一个既主动又被动的完全动词，不欠缺任何功能和语态（像我们在语法学中所说的，这里当然带有一种戏谑的含混性）。这种论证绝非陈词滥调，它使铁塔成为一个有独特风格的纪念碑。因为世界通常（或者）产生纯功能性的有机体（照像机或眼睛），它们的目的是看物，但不提供任何被看的东西，看的主体神秘地同藏于背后的东西联系起来（这是窥视癖者的主题）；或者产生景象，它们是盲目的并始终留在可见对象的纯被动态中。铁塔（而且这是它的神话力量之一）违犯了上述分离现象——看与被看的习惯性的分裂。它在两种功能之间造成了一种充分的流通性。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凡具有两种视觉“性别”之物即是一种完全之物。在知觉秩序中，这种辉煌的地位使其具有一种奇妙的意义倾向：铁塔吸引着意义，有如避雷针吸引着雷电。对于一切意义创生的爱好者来说，它都起着一种迷人的作用，一个纯能指的作用，即这样一种形式的作用，人们可以不断地把意义纳入这种形式中（他们可以任意地从自己的知识、梦想和历史中抽引出这些意义），而意义不会因此被限定和固定。谁能说铁塔对明日的人类又意味着什么呢？但不容置疑，它将永远是某种东西，是某种与人类本身有关的东西。目光，物体，象征，这就是功能的无限循环，它使铁塔能永远是什么别的东西，是比埃菲尔铁塔多得多的某种东西。

为了满足这种使其成为某种完整的纪念塔的巨大梦幻功能，铁塔必须逃脱理性。要实现这种成功的逃避，首要条件是：铁塔需是一个完全无用的纪念塔。铁塔的无用性一直隐隐约约地被人们看作一桩丑闻，也就是这样一种真实：造价昂贵，不能接受。甚至在铁塔建造之前，人们就抱怨说它是无用的，当时人们认为，仅仅由于这个理由就足以对其加以谴责。一个通常信奉资产阶级大企业的合理性和经验主义时代精神的人，是无法容忍一个无用物体的存在的（除非它被公开宣称为一件艺术品，而把铁塔看成一件艺术品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古斯塔夫·艾菲尔在对“艺术家请愿团”辩护自己的设计时，审慎地列举了铁塔未来的一切用途。我们可以想像，这位工程师列举的项目都是科学的用途：空气动力学测量，材料耐力研究，爬山者生理学，无线电研究，电信问题，气象观察等等。这些用途当然是无须争辩的，但是一和铁塔的压倒一切的神话力量相比，和它在全世界所承担的人类意义的神话相比，它们就显得太可笑了。因为不管科学的神话会使功利的借口显得多么堂而皇之，它们同使人成为真正人性的那种伟大的想像功能相比就不屑一顾了。但是，人类作品的无意义性是从来不会直接加以宣布的，它在用处这一范畴下被合理化了。艾菲尔把他的铁塔看成是一件严肃的、合理的、有用的东西，而人们却还给它一个伟大的、奇异的梦想，这个梦想极其自然地达到了非理性的边缘。

这种双向运动是深刻的，建筑物永远既是梦想又是功能的体现者，既是某种空想的表现，又是一种使用的工具。甚至在铁塔诞生之前，十九世纪（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的人们已经常常在梦想一种具有惊人高度的建筑物了，因为上一世纪对工业技术十分倾倒，于是对空间的征服愿望再一次俘获了人类。1881年，正好在铁塔建筑之前，一位法国建筑师设计了一个太阳塔。现在看来，这个设计方案从技术上说是相当荒谬的，因为它依赖的是砖石结构而不是钢架结构，并且也以一种纯经验主义的功用性为理由。一方面，在建筑物顶端有烟火装置，它借助一组镜面（这套装置当然十分复杂）来照亮巴黎每一处黑暗的角落；

另一方面，这个太阳塔（约一千英尺，与埃菲尔铁塔相仿）设计的最后一道幻想是有关一种日光浴室的，患者可以在室内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像山中的空气一样纯净”。但是太阳塔的情形也像铁塔一样，建筑事业具有的单纯功利主义与无限强大的梦幻功能是分不开的，实际上鼓舞人们进行这种创造的正是后一动机：用处除了掩饰意义之外别无所为。因此我们可以在人类中间，看到一种真正的圣经通天塔情结：通天塔应当用于与上帝交流。然而这是一种梦想，它所触及的深度远超过神学性构想的深度。摆脱了其功利性支托的这种宏伟的升天梦想，最终存留在画家表现的无数个通天塔中，似乎艺术的功能只在于揭示物体的深刻的无用性。同样地，铁塔几乎完全同认可其存在的科学考虑分离（在这里铁塔和其用途事实上并无多大关系），它产生于人类的一种宏伟的梦想，其中各种可变的和无限的意义混含在一起：铁塔重新克服了那种使其生存于人类想像中的基本无用性。

最初，人们企图（因为一个空洞无用的纪念塔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使其成为一个“科学庙堂”，但它只是一个隐喻，实际上铁塔什么也不是；它达到了纪念塔的某种“零”状态，它不参与任何仪式或礼拜，甚至也不参与艺术。你不可能把铁塔当作一个博物馆去参观：在塔内毫无可看。但这座空的纪念塔每年接待的游客比卢佛宫还多两倍，比巴黎最大电影院的观众人数还多得多。

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去参观埃菲尔铁塔呢？毫无疑问，是为了参与一个梦幻，在这个梦幻中埃菲尔铁塔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物体，不如说是一种凝聚器（这是它的存在根源）。铁塔并不是一种通常的景物，走进铁塔向上爬去，沿着一层层通道环行，等于是既单纯又深刻地临近一种景象，并探索一件物体（虽然是一种镂空雕塑品）的内部，把旅游的仪式转换为对景观和智慧的历险。我想先简单地谈谈它的这种双重功能，最后再进而论述铁塔的主要象征功能，后一种功能才是其最终的意义。

铁塔俯瞰着巴黎。参观铁塔就是让自己登临塔楼的看台，以便察觉、理解和品味一下巴黎的某种本质。同时铁塔也是一座有独特风格的纪念碑。观景台习惯上也就是对自然风光的眺望台，这些观景台把大自然的各种元素——水流、溪谷、森林尽收于眼底，于是“美景”的观赏必然含蕴着一种崇拜自然的神话观。虽然铁塔所眺望的不仅有大自然而且还有城市，但是铁塔由于其作为游览地的位置而使城市变成了一种自然；它使川流不息的人潮成为一种风景；它使那往往是严酷的都会神话，增添上一层浪漫色彩，一种和谐和松驰的气氛。巴黎由于有了铁塔并以它为起点而加入了满足人类好奇心的各种大自然的主题曲：海洋、风暴、山岳、雨雪、河流。于是，去参观铁塔，就不是去和历史圣地神交，像参观大多数纪念碑时的情形那样，而是和人类空间的新的大自然亲和。铁塔不是一处遗迹、一件纪念物、或一种文化现象；而是对一种人性的直接消费，这种人性由于把它转换为一种空间的目光而成为自然的了。

我们可以说，正因如此，铁塔把一种最初在文学中流露出来的想像加以物质化了（通常伟大作品的功能正在于预先完成那种随后仅仅由技术加以实行的构想）。在十九世纪，铁塔出现以前的五十年左右的确出现过两部作品，它们都以杰出的诗意写作（écriture）体现了这种（或许相当古老的）俯瞰全景的幻想：这就是提供了一幅巴黎鸟瞰图景的《巴黎圣母院》和米歇莱的《编年纪事》。在一个是关于巴黎和另一个是关于法国的这两幅宏伟图景中最令人赞叹之处在于，雨果和米歇莱都清楚地理解，全景图象把一种理智作用的无比力量，添加到崇高地势具有的抚慰人心的奇妙功能之上。每一位铁塔的参观者都可于瞬息之间将一幅鸟瞰图景尽收眼底，这幅图景，向我们呈现的是被读解的世界，而不只是被觉察的世界，因此它相应于一种新的图象观感。

在过去，旅游（我们当然会想起——仍然是令人羡慕的——卢梭的漫游）就是使自己被塞入感觉之中，只去感觉一种事物的潮流。由我们的浪漫派作家所表现的鸟瞰图景则正相反，他们好像预感到了铁塔的建造和航空的出现似的；这样的图景使我们能超越感觉并看透事物的结构。所以这类文学和这些观赏建筑标志了一种新感觉，一种唯智主义方式的出现（它们都产生于同一个世纪，而且也许产生于同一种历史）。巴黎和法国在雨果和米歇莱的笔下（而且在铁塔的环视下）成为可理解物，但并不损失它们的任何物质性（这一点正是新颖之处）。一种新的范畴——具体的抽象范畴出现了；而且这就是我们今日可以赋予结构这个词的意义：一组理智的形式。

正像若尔丹先生面对散文时的情况一样，每一位铁塔的参观者都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结构主义（这并不妨碍散文和结构照旧存在）。巴黎在他身下铺开，他自动地区分开各个地点（因为已知道这些地点），但并未停止把各个地点再联结起来，在一个大功能空间内来知觉它们。总之，他在进行区分和组合，巴黎对他呈现为一个潜在地为理智准备好的，向理智敞开的对象，但他必须运用最后的心智活动亲自将其构造出来：铁塔提供给巴黎的全景绝非消极被动的东西。由旅游者一己微弱的目光所传达的这种心智活动有一个名称：译解。

究竟什么是一幅全景呢？一个我们打算去译解的形象，在其中我们企图认出已知的地点和识别街区标志。让我们看一幅从铁塔上看到的巴黎风景，你可以分辨出由夏约宫倾斜而下的山丘，在那边是波罗纳森林。但凯旋门在那里呢？你看不见它，它的不在，迫使你再一次审视全景，寻找这个在你的结构中失去的地点。你的知识（你对巴黎地形可能有的知识）在和你的感觉斗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理智的含义：去构造，去协同运用记忆和感觉，以便在你心中产生一个巴黎的模拟物，这个模拟物的诸成份展现在眼前，它们是真实的，自古已然的，但却在呈现给你的整个空间内迷失了方位。由此我们就接近了一切全景图都具有的复杂的、辩证的性质了。一方面它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因为它可以缓慢而轻柔地滑过一个连续的巴黎形象的整个周长，而且最初没有“偶然事件”希图截断这条巨大的矿物与植物层带，这是你在居高临下的喜悦中从远处瞥见的。但另一方面，这个连续体又使你的心智卷入一场斗争中去，它求得被译解，我们必须在其中发现记号，发现从历史和神话中产生的某种熟知的东西。因此，一幅全景绝不可能被当作一件艺术品加以享用，一旦我们企图在一幅画中识别那些由我们的知识中推出的特殊之点，它的美学兴味也就消失了。当我们说，这里有巴黎美景展现在铁塔脚下，那就无疑等于承认对这样一种空间景观的赞词，这个景观中只含有优美相连的空间地域。但它也掩蔽了面对着一个对象的目光所包含的理智活动，这个对象需要被区分、认识和重新使其与记忆联系起来。因为感觉的欢快（没有什么比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更使人欣快的了）并不足以逃脱心智在任何形象面前的求疑倾向。

全景观的这种普遍理智化的特性，又由下述现象进一步加以证实，雨果和米歇莱进而将这个现象纳入他们的鸟瞰图的主要动因之内。从上空望巴黎时，必然会想像到一种历史；从塔顶俯瞰时心灵会幻想到眼前风景的递变；它会透过壮丽的空间景象沉浸于时间的神秘性中去，情不自禁地陶醉于往昔云烟之中。结果，时间绵延本身成为全景式的了。让我们回到普通常识的水平上去（这并非难事），对巴黎的全景提一个普通的问题，这样就有四种因素立即跃入我们的视野，即我们的意识之中。第一个是史前史的因素，那时巴黎为一片水域所环绕，其中几乎没有几块陆地；游客登上铁塔的第一层时或许刚达到早先水面的高度，或许只能看见一些零散的孤岛，戴高乐广场，先贤祠，一片曾是蒙马特区的林岛和远处两条兰柱，巴黎圣母院塔楼，然后往左侧可看见邻近大湖的瓦勒林山的山坡。总之，如果在雾天游客宁肯留在这个高度，就会看见铁塔的最高两层从流动的底部拔起。铁塔和水域的这种史前关系，可以说象征地保留到今日，因为铁塔部分地建筑于已填实的（直到大学路）塞纳河的一段凹入处，而且它似乎仍像是从一条河流旁拔起，护卫着河上的桥梁。

在铁塔眼前横陈的第二种历史是中世纪。考克多曾说过，铁塔就是左岸的圣母院；虽然这座巴黎大教堂不是都市纪念建筑物中最高的一座（荣军医院、先贤祠、圣心大教堂都比它高），它却与铁塔堪称一对，它们是象征的一对，可以说已为旅游的民俗学所认可，后者干脆把巴黎就归结为它的铁塔和圣母院了。这个象征表现为过去（中世纪永远表示一种压缩的时间）和现在的对立，以及像世界一样古老的砖石和象征现代性的金属的对立。从铁塔可以读出的第三种因素是和一种通史有关，它从君主时代到帝国时代，从荣军医院到凯旋门，无法将其划分。严格说来，这就是法国史，正如法国学童所学习的那种历史，而且呈现在每个学童脑海中的法国史的许多片段都同巴黎有关。最后，铁塔俯视着巴黎的第四种历史，即当代人创造的历史。有些现代纪念建筑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无线电电视中心）开始在内部装置上未来的标记。铁塔能够使这些互不适应的材料（玻璃、金属），这些新的形式同往昔的砖石和圆顶协调一致。在铁塔的注视下，在历史绵延中的巴黎，使自己成为一块抽象的画布，在这块画布上，深色的椭圆形（从很久以前沿传下来的）与现代建筑的白色长方形交错并列着。

一旦这些历史遗迹和空间位置为游客的目光从塔顶上所确定，想像还可继续填充这幅巴黎全景图，赋予它以结构；但此时介入的是人的某些功能了。游客在爬到巴黎上空时，就像阿斯摩生斯妖似地产生出掀开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盖子的幻觉，这个盖子笼罩着千家万户的私人生活。于是都市变成了亲近熟悉的东西，游客要译解它的各种功能或联系。在与河流的水平向曲线垂直的长对角线上，三个地区彼此联结，犹如倾斜躯体上人类生活的三种功能。在顶部，即在蒙马特区下缘，是快乐；在中心，即大歌剧院周围，是物质性、企业和商业；在底部，即在先贤祠脚下，是知识和学习。然后在左右侧，有两大片住宅区围绕着这根重要的轴线，像两个防护的手笼，一个是普通住宅区，另一个是蓝领阶层住宅区。再往前是两条树林带，波罗纳和文森。人们注意到，一种十分古老的法律，鼓励着城市向西方向，即向太阳落山的方向发展。于是在西侧是有钱人的街区，东侧则一直是穷人区。

铁塔在建立时似乎有心地遵循着这一运动方向，我们可以说，它伴随着巴黎向西移动，我们的首都也未离开向西方向的运动。而且铁塔甚至吸引着城市，朝向它的展开轴线，朝向阳光较暖的南部和西部，从而参予那个使每个城市都变成一个生命机体的、重要的神话功能。铁塔既非大脑也非器官，它座落在离巴黎主要街区略有距离之处，它只是见证人和目击者，它以其微弱的信号审慎地凝视着巴黎地区整个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结构。由铁塔的目光所实现的对巴黎的译解，不只是一种心智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入族式”。爬上铁塔以便好好眺望巴黎，犹如从外省来到巴黎的少年所做的征服巴黎的初次旅行。

幼年的艾菲尔，在12岁时就随母亲乘驿车来到这里，并发现了巴黎的“魔力”。这个作为繁华首都的大城市，呼唤着登上那包含着快乐、价值、艺术和豪华等高级存在领域的运动。这是一个无比珍贵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使人成熟，标志着你已进入了充满热情和责任的真正生活。铁塔的旅游，仍然能促使我们提出的正是这个神话（当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神话）。对爬上铁塔的旅游者来说，不管他性情多么温和，通过孤独的沉思默想而使其呈现在眼前的巴黎，多少仍然是拉斯梯格纳克所面对、所挑战、所占有的那个巴黎。因此在外国人或外省人游览过的一切名胜中，铁塔是必须登临的第一个纪念建筑物。它是一座大门，标志着向一种知识的过渡：人们必须通过一种“入族礼”来临祭铁塔，而只有巴黎人才能找到免除致祭的托词。铁塔的确是这样一个处所，它使人们加入一种竞赛，而且当它注视着巴黎时，它所聚拢的正是首都的这一本质，并将其赠予向它奉献自己“入族礼”的外来人。

现在，我们应该从被凝视思考的巴黎返回到铁塔本身来：即（在被变成一个象征以前）作为一件物体延存着的那个铁塔。对旅游者来说，每一目标通常都首先是一个内部地区，因为一切观光活动都涉及到对一处封闭空间的探索。访问一座教堂、一家博物馆、一座皇宫，首先就是把自己关入其内，“巡视”其内部，多少有点像所有主的样子：每次探索都是一次占用。况且对内部的旅游与外部提出的问题相互对应：纪念建筑物是一个谜语，走进去就是为了解谜，就是为了拥有它。在此时的旅游参观中，我们又认出了谈到参观铁塔时刚提到的那种“入族礼”功能。一群游客被围在建筑物内，沿着屋内弯弯曲曲的通道鱼贯而行，最后又回到外部，这时的游客很像是新入族者，后者为了升至族内成员的地位，必须穿过行入族礼的建筑内的黑暗而陌生的路径。在宗教礼仪中同在旅游活动中的情形类似，因此将人围入建筑物是仪式的一种功能。在这里，铁塔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物体：你不可能被关在它的内部，因为铁塔的本性正是它的细长形状和它的镂空结构；你怎么能被圈入空荡荡的场所之中呢？你又如何能访问一条直线呢？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确在参观铁塔，在其内逗留，直到把它当作瞭望台。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内部的这种主要的探索功能，在应用于这个空的和无深处的建筑物时又会怎样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建筑物是完全由一种外在的材料构成的。

为了理解现代旅游者如何使自己适应于这个供其运用自己想像力的建筑物，我们只需注意铁塔给了他什么，因为我们在其内看见一个物体，而不再是看见一处景观。就此而言，铁塔的供应内容有两类，第一类属于技术层。铁塔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演示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矛盾论供人消费，而旅游者变成了代理技师。首先，这里有四块基石，而且尤其是（硕大并不使人惊奇的）金属柱子极度倾斜地插入岩石块中。这种倾斜性很奇特，因为它产生一种直立形式，其垂直性本身使其起势倾斜，而且在这里对于参观者还有一种令人欣悦的挑战。然后是斜度惊人的升降梯，因为通常的想像力要求机械地升起的东西要沿着一根垂直轴滑行。而且对于任何爬楼梯的人来说，都会看到有关一切细节的放大景象，即钢板、梁柱、螺栓，它们构成了铁塔。看到这种在巴黎每个角落都被利用着的直线形状，如何由数不尽的相互连结和交叉的部分组成，真是令人惊叹不已；这是一种把某一外观（直线）归结为其对立现实（由零碎材料组成的网眼状物体）的操作，一种通过单纯放大知觉水平而导致的非神秘化作用；正如在有些照片中，脸部曲线在放大时，看起来是由上千个五彩小方块构成似的。于是作为物体的铁塔为其观察者（只要他渐渐进入其内的话）提供了一整套“矛盾论”，这就是一种外表和与其对立的现实二者所构成的令人愉快的对比关系。

作为一种物体的铁塔的第二种供应内容是，尽管它在技术上别具特色，却构成了一个熟悉的“小世界”。从地面起，有一整套简单的商业网点伴随着旅游的开始：明信片、纪念品、小玩意、气球、玩具、太阳镜等物品的售卖，预示出一种商业生活气氛，我们再次看到它们又摆设在第二层平台上。现在，任何商业都具有一种驯服空间的功能。卖、买、交换，正是由于这些简单的姿态，人们真地控制住了最荒野的处所和最神圣的建筑物。有关被逐出寺院的放款者的神话，实际上含义并不清楚，因为这种商业行为证实了对一处纪念建筑物在情感上的熟悉性，这个建筑物的别具一格不再使人感到惊恐，而且由于一种基督教情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一种特殊的基督教情感），精神性排除了熟悉性。在古代，在重大的宗教节日以及戏剧表演会上，一种真正神圣的庆典绝不妨碍对最日常的姿态的展现，如吃和喝等行为。一切快乐都同时进行，不是由于某种疏忽大意的宽纵，而是由于庆典从来不是野蛮的，并肯定不会提出和平常事物相矛盾的东西。

铁塔不是一处神圣的纪念建筑物，而且没有什么禁忌能禁止一种普通生活内容在那里展开，然而在这里也不可能有微不足道的现象。例如在塔上设立餐厅（食物是贸易活动中最具象征性的对象），是一种与闲暇的全部意义相符的现象。人似乎永远倾向于（如果没有什么限制会阻挡住他的话）在其快乐中寻找一种对偶物，这就是人们说的舒适。埃菲尔铁塔是一个舒适的物体，此外它因此也是一个很古老（例如类似于古代竞技场）或很现代（类似于美国某些玩意，像汽车影院，在那里观众可同时享用电影、汽车、食物和夜晚新鲜的空气）。此外，通过向参观者提供一整套综合性的快乐，从技术性的奇迹到高级烹调以及俯瞰都市全景，铁塔最终同一切重要人类场所具有的基本功能重新统一起来了；它拥有了绝对的主权。铁塔可独立自存。你可以在那儿梦想、吃喝、观赏、理解、惊叹、购物；正像在一条大邮轮（这是令孩子们梦想的另一个神话对象）上一样，你会感到完全与世隔绝，但仍然是世界的主人。